还有，不是说区块链没有用武之地，在企业间推广使用联盟链就有非常广阔的前景，而实际上我们国家目前鼓励发展的区块链，就是把联盟链作为重点。
在古典学派之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货币主要是从功能角度定义的。在马克思那里，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对于中国，Libra的问世有怎样的挑战呢？我以为，挑战首先在支付领域，因为，在一个可以预见的长期内，Libra的用武之地仍将局限于支付领域。进入 李扬 的专栏 进入专题： Libra 金融体系 。我们应当牢记这里描述的逻辑关系就是在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挟现代科技之力风起云涌地发展过程中，各种私人货币，作为自主组织的创造物和自主治理工具之一，有了用武之地。再进一步，面对Libra的挑战，倘若我们采取合作竞争战略，那就会进一步提出网络的对外开放问题。
2019年6月18日，著名的美国社交网络Facebook（脸书）向世界宣布：它将推出一种叫做Libra（天秤座）的加密货币。这一定义显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一方面，它反映出在西方社会中，货币是从商品流通中产生的历史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法币、各种私人货币的同时并存，将是我们未来所要面对的局面。
因此，中国应鼓励民营企业研发数字稳定币，并加速发展单中心-多中心-无中心相结合的分布式金融体系，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提升自身的发言权。金融基础设施分为账户范式和代币范式，前者以银行账户体系为代表，后者以区块链为代表。由于是代表一篮子已经存在的货币，且其价格由这一篮子既有主权货币确定，Libra没有货币创造功能便是定论。我们应当牢记这里描述的逻辑关系。
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最早流通于市场上的货币，并不必然与国家主权有关，在多数情况下和相当长时间里，它们是私人的，因而是多中心的。然而，Libra币的稳定性，是由两套体系保证的。
相比现行流通的法币，它离货币还相距甚远。由此可知，所谓法偿货币（简称法币）亦即主权货币，其最本质的属性是：公民持之纳税和（或）还债，政府不得拒收。例如，在国内最为流行的《货币金融学》教科书中，米什金就说，货币就是在产品和服务支付以及债务偿还中被普遍接受的东西。所谓金融基础设施，因而就可以相应简化地描述为：组织货币发行及其流通的制度安排。
可以认为，Libra的成功是大概率事件。如果做高度的简化，全部货币金融问题就是围绕两个要素展开的:一是货币，二是货币流通。这种挂钩安排，进一步也使得基于Libra不可能生成真正意义的货币政策。根据现行安排，这些法币储备将由分布在全球各地且具有投资级的托管机构持有，并模仿央行的风格，投资于银行存款和短期政府债券，其收益则归Libra联盟所有。
Libra较此前的所有数字货币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其进步也着实有限，它只是取得了自身价格稳定而已。Libra币的运行恢复或复制了西方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之初实行的十足准备规则，即，对任何非金属货币的发行，要求提供100%的金属准备资产。
学说史上关于货币的定义堪称五花八门。以上分析表明，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下，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Libra作为基于一篮子货币的合成货币单位，与IMF特别提款权一样，属于超主权货币。
这些货币（或其他称谓），由于完全满足被人接受的必要条件，都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货币的功能。这两个范式存在很大差异，自不待言，但是，其基本功能都是承载金融资产及其交易。进入 李扬 的专栏 进入专题： Libra 金融体系 。发钞和课税，并列成为在经济上支撑国家存在的两大支柱，而发行货币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则更由课税的需要决定。在这个意义上，Libra联盟又像是现代的上市公司。如今，只是在我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还保留着这种货币运行体制的遗迹。
由于Libra币的发行肇始于同现行法定货币的购买或兑换行为，Libra联盟将掌握一笔价值可观的法币储备，从而形成资金池。Libra将自己的使命描述为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
深入看，倘若我们进一步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要通过它来推行人民币国际化，Libra显然就形成了强大的障碍。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主权国家，只要主权国家还需要以发行主权货币的方式来取得收入，以满足公共需要，任何形式的货币都不可能大行其道，至多只能屈居代币之位。
Libra几乎涉及经济金融的所有领域。根据白皮书披露的信息，Libra目前仍处于测试阶段，计划在2020年上半年正式上线。
对于中国，Libra的问世有怎样的挑战呢？我以为，挑战首先在支付领域，因为，在一个可以预见的长期内，Libra的用武之地仍将局限于支付领域。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建立自身的基于数字货币的新型跨境支付体系，是保障我国金融安全、防范别国金融制裁的有效手段。目前，全球已有不少国家认可数字货币的合法性，而Libra背后的巨头联盟将对其合法性提供进一步增信效果。值得分析的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定义
工伤保险显著提高工人应对工作风险的能力，避免工伤导致赤贫。其次，虽然金融产品已经丰富、可以帮助解决多数风险挑战，但前提是个人要有足够高收入。
第三，不管是基于美国的微观数据，还是基于22个发达国家的经历，教会势力强的社会倾向于阻挡福利国家的出现，至少会努力限制政府福利规模。政府福利可以被理解为是对金融市场和教会保障的替代，也就是说，既然逆向选择等问题，使金融市场那么难发展，而宗教保障的范围又有限，并且也有逆向选择和搭便车问题，那好，就由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强制各个公民都参与社保等福利项目，由政府代替金融市场、代替教会给老百姓提供风险保障。
当然，如果你关心美国政治，从推出工伤福利的时间和保障水平上，你基本能判断各州的投票倾向：很早推出并且保障福利高的州，肯定是民主党的基本盘，比如纽约州、加州，都偏向大政府。这个很好理解，跟我们之前谈过的一致。
也就是说，政府福利和宗教保障所服务的群体主要集中在低收入人群，因此，政府与教会之间的竞争也主要集中在这个群体上。或者说，福利开支越高的国家里，人们信教的程度就越弱。结果，美国人宗教信仰最虔诚，平均分数为8.5，而传统的西欧社会要低很多，比如德国、挪威、法国、英国、荷兰，分数不到5，丹麦和瑞典最低，只有4分，说明欧洲人对待宗教远不如美国人认真。在美国各州中，纽约州的工伤福利最高。
在1990-1998年间，美国每年的福利开支平均是GDP的6%，而瑞典平均每年花GDP的23%在福利上，法国、荷兰、比利时花大约20%，英国、德国、丹麦和挪威在15-16%之间。正如我们之前说到的，在美国，高收入群体中信教的人数占比低，他们从宗教得到的保险效果也低，而政府福利对他们来说不足以感到痛痒，但是，越是收入低的群体，他们越需要教会带来的保障。
可是，政府福利和信教虔诚度的负相关性反映的是因果关系吗？到底是像印尼在亚洲经济危机后的经历一样，政府福利多之后导致人们信教的激励下降，还是信教虔诚度高的社会更会阻挡政府福利的推出呢？ 针对这个问题，Stasavage教授他们在第二项研究中进行了细致探讨（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n and Social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在工伤保险立法之前，工人只有在法庭上证明上级失职才能获得雇主的赔偿，否则就只能自己承受后果。
所以，家族内部的风险保障功能基本消失，美国人只能在金融市场、宗教和政府福利之间找答案。发生事故后，工人不必证明上级失职，而是直接得到规定数额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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